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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美国艺术家克里斯波顿和中国艺术家肖鲁
2020-04-09 07:54

枪击行为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当代艺术史上,美国艺术家克里斯波顿和中国艺术家肖鲁,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被枪击的行为。在被枪击的那一瞬间,他们呈现的并不是血腥暴力的画面,而是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释放与救赎。同时,导致他们做出枪击这一行为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情感体验,更多的是艺术家所处的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压抑与痛苦。本文从艺术家自身经历、艺术作品、枪的意义以及时代背景出发,探讨了艺术家与社会、艺术作品与政治、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并为枪击行为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其艺术史价值提出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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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波顿与《枪击》

1989年2月5日,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后大约两小时,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中国现代艺术展是对1985年以来的新美术运动的整体展示和检验。186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西藏和内蒙古的艺术家展示了297件作品。展品占据了中国美术馆全部三层楼的六个展厅。肖鲁的作品位于中国美术馆的一楼东厅的进门左侧,处于最为显眼的地方。她的两声枪响立刻震惊了中国美术馆和美术界,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都立刻报道了该消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曼谷邮报》香港《申报》以及欧洲的大报都报道了肖鲁的枪击行为。[1]国内的所有报纸和媒体也都追踪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把《对话》和打枪行为描述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头条新闻。在新闻传播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像肖鲁的这件作品那样产生强烈的新闻冲击,它们是小巫见大巫。我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全程感受到肖鲁打枪行为所产生的冲击。并在十几年以后再度回到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肖鲁的这件作品的创造性和挑战性。有许多当初不知道的事情,今天看来,都增强了肖鲁枪击《对话》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几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书都介绍了这件作品。肖鲁枪击《对话》的录像和照片多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展览,比如1990年代在美国纽约举办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观念艺术展》(The Point of Origin: Global Conceptualism)和《蜕变与突破:全球华人新艺术展》(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都展出了肖鲁的这一作品。前者是当代最重要的全世界观念艺术历史的回顾展,[2]后者则是在西方举办的最重要的当代中国艺术展览,它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过去30年最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3]

关于克里斯波顿

肖鲁的作品《对话》出现在1980年代末,它是肖鲁1988年的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作品。那时中国青年艺术家正在尝试用各种媒介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新的艺术观念。肖鲁的装置作品大胆地运用生活中的原型电话亭作为她的作品题材。它由两个电话亭和中间的一个红色电话组成。在1980年代,电话亭在大城市中刚刚出现,它是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人从家庭空间走进公共空间的象征。一对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电话亭打电话。电话亭立在铺满地面的水泥方砖上,暗示这是发生在街道或者广场等公共空间中。观众从精致制作的铝合金电话亭和意气风发的男女青年的形象中马上领悟到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感。然而,这件作品并不试图简单化地描述作者所看到的街头一景或者再现了一对男女青年的私人对话片断,相反,艺术家试图通过这种逼真的波普手法揭示一种对话和交流的矛盾性。它不仅仅是个人之间对话的困难和矛盾,同时也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

克里斯波顿,男性,美国当代艺术家。1946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在西海岸长大,获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美术学士,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获得艺术硕士,1972年定居威尼斯。波顿个人与其作品的介绍在中国并不多见,唯一可以查阅到的只有寥寥一两篇文章和2007年由ThamesHudson出版的厚本专著《Chirs Burden》。从《Chris Burden》一书中可以看到,艺术家进行了不同类别艺术的大量尝试,其中以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最为突出,有爬过布满碎玻璃的地面、将自己钉在车上和让人用枪射自己,也有建造房子、制作飞机和各种天马行空的装置方案。

因为,我们在两个电话亭中间看到了一部放在台子上的红色电话,但是电话话筒并没有放在电话上,而是搭拉在那里,没人接听电话,这隐喻了对话的中断。在电话亭子上张贴寻人启事等也暗示了某种缺失和失落。所以,肖鲁的《对话》以其直观可视的生活形式表现了80年代的青年一代在面临急速的现代化时所产生的积极思考以及某些困惑。在1980年代的艺术潮流中,这种表现都市人和现代都市景观的题材还很少。大多数艺术家或者表现乡土风景和人物,或者表现一种神秘和深不可测的宇宙感。这类作品,一般借助乡土自然、原始荒漠的大地和宇宙景观诉诸新一代人对现代型的追求。我们可以在很多80年代的流行作品中看到这类题材和形象。但是,在浙江美术学院,从80年代中就出现了这种描绘都市现代化的作品,比如在85新空间的展览中出现了一大批表现现代都市、工业化场景和现代人的思考困惑的作品。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前卫艺术思潮和观念。肖鲁的《对话》也代表了这一倾向,但是,不同于其它这类作品之处在于,《对话》是1980年代第一件用装置的形式(或者波普的形式)直接表现都市现代性题材的作品。

关于《枪击》

由于这件作品是浙江美术学院应届毕业创作的佼佼者,所以,它立即被发表在1988年第10期《美术》杂志的封底,因此也很快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然而,如同其它参加现代艺术展的作品一样,《对话》的内在艺术观念和多重语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为,当肖鲁出人意外地在中国美术馆 国家美术的最高殿堂向着自己的《对话》开了两枪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引入到作为政治事件的打枪事件,而不是肖鲁的《对话》作品的内在逻辑本身。 作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肖鲁的打枪行为与她的装置《对话》是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打枪是肖鲁对装置部分的《对话》的补充和完成。没有枪击的破坏,就没有《对话》的终结。然而也正是肖鲁枪击的行为引发的轰动事件使人们忘掉了肖鲁个人以及她创作的初衷。也正是这个轰动的事件随即在肖鲁个人和时代精神之间立即划上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沟壑。

波顿 《枪击》现场 行为

肖鲁在做完她的《对话》装置之后,就曾经产生了在它的光洁的表面打一枪破坏一下的想法。当肖鲁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的开幕式后开枪时,人们立刻想到的是行为的暴力感和对法律的挑战。因为,中国公民不允许携带枪支,更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开枪。哪怕是做艺术或者游戏。所以,很自然,媒体特别是国外媒体会立即想到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肖鲁的打枪冲动一是来源于一种她对现代性的质疑态度,即,用打枪的暴力破坏现代化的科技性和物质感(具体而言就是电话亭的光洁表面和铝合金的完美形式感)。另一个原因则是她对个人的悲剧遭遇发出的怒吼。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伤害。这处女的伤害决定了肖鲁此后个人生活的悲剧性。无论是幸福还是辛酸,她的生活都被笼罩在这个最初的阴影之下。这个阴影在肖鲁的内心深处隐藏了近20年,正是这个阴影,使肖鲁在中国美术馆枪击自己作品之后,在打枪事件造成的巨大社会轰动之时,她无法面对自己的作品初衷而失语,并且在一直沉默了15年后再次爆发。

1971年11月19日晚上7点45分,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F空间内(F Space),在一小群朋友的注视下,美国艺术家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站在墙边,让他的助手于15英尺外使用一把步枪向他射击,一发子弹从枪管喷出并击中了波顿的左臂,自此,波顿最为人熟知的行为作品《枪击》(Shoot)宣告完成。

因此,可以说,《对话》不仅是对现代艺术形式的破坏,也是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这个爆发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情绪相吻合。所以,没有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也就没有肖鲁枪击《对话》所引发的时代情感的联想。反之,没有时代性的启发,也就不会有肖鲁个人情感的爆发。这两种爆发之间的对话或许就是肖鲁枪击《对话》这一行为所表达的意义,尽管它可能是肖鲁无意的或者是直觉地感受到的。

然而,由于作品完成过程中艺术家的刻意掩盖,《枪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品所选择的F空间是由他的追随者艺术家经营且这个空间并不是那么为人熟知;另一方面,艺术家只限自己的一小群很亲近的朋友到场观看这件作品。直到两年后,著名的时尚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 magazine)再次在一篇文章中着重描写了波顿的这一作品,《枪击》才被大众所熟知并在普通民众、批评家和美术史家中引起广泛的争论。无独有偶,33年后的2004年11月,他的一名学生从一个纸包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将一颗子弹放入枪中,用一个俄罗斯转盘中的经典动作,旋转手枪,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然后扣动扳机。手枪并没有射出子弹然后学生突然逃出教室遁入夜色中。几秒后,教室里的学生听见从停车场传来一声枪响。波顿当时并没有在场,在他得知大学拒绝惩罚那个学生后辞去了自己28年的教学职位。而这一事件,使得波顿《枪击》这一艺术行为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但是,肖鲁的这件作品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所引发的事件性,同时还在于它对当代艺术的挑战性。它使艺术、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在面对它的时候顿时变得肤浅无知。任何解释和评判都显得简单无力。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远远超出了有关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讨论,也不是任何简单的社会学解读可以容纳的。这件作品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的任何人的最初判断和想象。

肖鲁与《对话》

这是一件真正的偶发性作品,因为在发生之前,作者没有公开宣称。这种偶发性的原初作者是肖鲁,但是后续的解读并不是肖鲁。在打枪的一霎那之前,肖鲁有权掌控她创作作品的顺序和过程,以及它的形式结构。但是,在枪击之后,《对话》的解释权就不再属于她,而属于社会。枪击之后的事件也就不再是偶发。这事件不以肖鲁的意志为转移,是由艺术家群体、批评家、社会媒体(包括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甚至中国政府部门(包括警方)所共同制造的。虽然,这不是一个社会共谋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各种因素所组成的解读系统使肖鲁的枪击《对话》被引导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性解读之中。比如,在现代艺术展之后,有人说,现代艺术展和中国美术馆是小天安门广场,而肖鲁的枪声则是1989年政治风波的先声。虽然,这一解释有其简单、肤浅的一面,但是从命运的角度,肖鲁的《对话》,确实把19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美术事件之一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安门事件连在了一起。

关于肖鲁

显然,肖鲁的作品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来自于活生生的中国的现实,这个作品也活生生地再现了在一个老一辈传统艺术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后代,如何走上了叛逆的当代艺术之路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肖鲁又品尝到了作为社会的艺术和作为感情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故事本身不但是特定的、极为个人化的感情叙事,同时她也是一部悲剧性的社会叙事。但是,在不了解肖鲁的个人经历和打枪的全部原因时,贸然地解释肖鲁枪击的社会性具有简单对号入座的危险性。肖鲁的矛盾、困惑、伤感和愤怒是通过打在《对话》装置上的那两枪揭示出来的。两枪都打在了电话亭子之间的那块镜子上,通过镜子肖鲁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肖鲁是向着自己打枪的,她是在象征性地自杀。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这对话的障碍,在艺术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对话的沟壑。通过对肖鲁的创作这件作品的始末和十几年来她的生活经历的深入了解,我感到肖鲁不是在做一件通常的艺术作品,比如一件装置或者一个行为,肖鲁是通过《对话》在述说她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的专挚态度促使肖鲁创作了枪击《对话》这件作品。而且在我看来,肖鲁迄今实际上只做了《对话》这一件作品,这是用她的全部心血和情感做的作品。这件作品从1988年开始至今,已有18年。在打枪事件发生了15个年头时,她又打了15枪,因为她和男友从结合、生活15年到最后分手都和那最初的打枪事件有关,特别是这件作品的初衷有关。所以,《对话》这件作品是肖鲁的前半生的写照。但是,我感到,它似乎还没有完成。肖鲁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它,人们也会以不同的角度继续解读它。

肖鲁,女性,中国当代艺术家。1962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亲是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肖峰。1984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8年毕业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曾长居澳大利亚悉尼,现居住、工作于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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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肖鲁携毕业作品《对话》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众目睽睽之下在展厅中向自己的作品连开两枪,以此直接造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新潮美术运动在越界点上的谢幕。此后,在中英文小说《对话》、行为艺术《十五枪从1989到2003》、《一个关于的对话》等创作中,枪击《对话》主题又重现与扩展。她的其他行为作品如《精子》、《婚》、《醉》、《什么是爱?》,以自己为载体,就情感与社会伦理问题,与自己及社会对话。近年来,其作品从个体女人视角走向整体女人及社会,代表作品有《科学民主》,《恶之花》,《什么是女权?》,《秃头戈女》等。

艺术家肖鲁

《对话》这一作品首次公开亮相是1989年2月5日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对话》为一件装置作品,一对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电话亭打电话。电话亭立在铺满地面的水泥方砖上,在两个电话亭中间可以看到一部放在台子上的红色电话, 但是电话话筒并没有放在电话上, 而是耷拉在那里, 没人接听, 两个铝合金玻璃的电话亭间距一米左右,中间有一块大玻璃镜间隔,在玻璃镜左边(女性所在的电话亭)有半个男人的照片,在玻璃镜右边(男性所在的电话亭)有半个女人的照片,他们是分离的,此外女性所在的电话亭外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征婚广告及灰底黑字的治疗狐臭,而男性所在的电话亭外只张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寻人启事。

中午11点19分,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后大约两小时, 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中映射着自己脸的镜子开了两枪。肖鲁的两声枪响震惊了中国美术馆和美术界, 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国内外的诸多报纸和媒体都追踪报道了这个消息, 并且把《对话》和打枪行为描述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头条新闻。高名潞认为,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 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 几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国当代美术史书都介绍了这件作品, 肖鲁枪击《对话》的录像和照片多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展览。在嘉德拍卖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专场中,《对话》以二百三十一万的价格成交,该作品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行为艺术:身体与政治

枪击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作品中都出现了开枪这一行为,不同的是,克里斯波顿是让人向自己开枪,而肖鲁是自己向电话亭开枪,但是,在肖鲁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射击的对象是《对话》中的一面镜子,而镜子中,恰好映射着艺术家自己的形象。从这一角度来看,其实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被射击的对象都是自己,艺术家自身都是受伤的,只不过前者是生理上着实受到伤害,而后者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枪击。以此来看,两者的身体都受到了伤害,或者说,两者的身体都是各自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肖鲁的矛盾,困惑,伤感和愤怒是通过打在《对话》装置上的那两枪揭示出来的,两枪都打在了电话亭子之间的那块镜子上, 通过镜子肖鲁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说,肖鲁是向着自己打枪的, 她是在象征性地自杀。

《一声枪响半生对话:对肖鲁作品对话的解读》

高名潞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在行为艺术的理念中,身体自身已不是审美意义的对象,与传统的架上艺术的人体美的根本差异在于:行为艺术中的身体是形式创造和观念表现过程与完成的场所,而不是最终目的。

对此,邵亦扬教授在《穿越后现代》一书中也曾写道:身体是一个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艺术在当代艺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身体问题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表现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极少艺术和观念艺术中。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相互交叉,又与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人对自身更深入的思考,对17世纪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中的身体/心灵二元对立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在挑战身体极限的行为艺术中,比较著名的是活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维也纳行动派(Vienna Actionists)。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们处于二战后奥地利压抑的社会氛围中,维也纳行动派用极端恐怖的身体艺术强烈地批评了自己民族历史上独裁的天主教会和纳粹主义的罪恶。

从这一角度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同样处在一个混乱、压抑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冷战的高潮期,且六十年代民众的反战浪潮仍然愈演愈烈,大量的美国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以资本为中心的、冷漠的、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也呈现出较压抑的氛围。

创作动机

对于波顿《枪击》(Shoot)这一作品的创作动机,《Chris Burden》的执笔者之一Kristine Stile在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

这件作品是典型地与他的心理背景有关。波顿找到一个朋友,想要他在别人看着的情况下从15英尺外用子弹蹭一下他的胳膊。他自从18个月之前发生的肯特大学大屠杀之后就一直在思考如果被枪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正是美国卫兵向俄亥俄州的大学生开枪的日子,四名学生被杀死,一名永久残疾,和8名学生受伤。

波顿曾说过:肯特大学事件对我来说是个大事(超过了1968年5月的巴黎),因为每个人(在那些天)无时无刻不在骚乱,但是突然就开始射杀。突然的,出现了另一面。

Kristine Stile认为,他对于暴力的快速的新视角产生了一个他问自己的问题。他想知道在这个每个人都要躲避枪击的时候,如果我不管它并且故意地被枪击会发生什么?他的答案是:那么我一定是在一个多么诡异的灰色区域。

所谓的诡异的灰色区域,指的是在一种身份模糊不清暧昧有趣的结果,在《枪击》这一行为发生后,会造成这么一种结果:波顿本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在无形中,艺术家似乎完成了一种救赎。另一方面,就已有的资料来看,就肖鲁自身而言,《对话》和枪击这一行为的创作动机似乎非常的单纯,充满了个人化与情绪化的意味。

15年后的2004年,艺术家肖鲁第一次发表了对这件作品的说明。在2004年写的文章中,她说:作品《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明显地在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是作品《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的确,在80年代肖鲁还在上学的时期,男同学和女同学犹如天敌,从不说话,从那时候开始这种对话的愿望就一直被压抑着,再加上经历了初恋的破灭,爱情的失落和少女时期受到的伤害,这所有的生长过程让肖鲁体验到男女之间真正平等、健康的对话是如此的困难与不切实际。

肖鲁还解释道,《对话》组装完成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师宋建明去看这件作品,他当时的感觉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肖鲁和宋建明谈到了用什么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这样,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肖鲁这时想到了枪,觉得用枪可以满足一下内心的需要。出于内心的需要,我对用枪这个想法有一试的欲望。

作品展现

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件作品的首次出现都是在一个正规的美术场所而不是一个随便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更加严肃更加会引起争议的地方,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

在八九艺术大展前,肖鲁也只是一名刚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而她并没有像很多年轻的行为艺术家一样,选择在自己的母校实施这一行为。有暗示意味的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一年几个月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波顿曾解释过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在正进行杜尚研讨会的加州大学的校园里完成这一行为:这是一种混乱。你知道这里有会议并且人们想要做些什么。但是我开始思考然后我觉得:枪出现在校园里,这是有问题的这对于大学校长会是个危机。这不是关于在大学中实验或者类似的什么,我认为在校园背景下做这个(指枪击行为)对于大学来说会是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好了枪击和被枪击,我想这会是个极好的地方来做这个,然后我对于这件事又多想了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因为校警将会被卷入。

另外,在1971年实施《枪击》时波顿写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他如何做下了不在大学里实施这一行为的关键的决定,他在信中对先锋派出版物《雪崩》的编辑说道:我本来想在杜尚节里做这个的,我改变了想法这个行为也将在今晚的F空间实施,我将于晚上7点45被一杆步枪射击,我希望能有一些好的照片。

文中提到,比强调他的行为的耸人听闻的方面更多的是,波顿专注于他行为的美学结果和此次的照片文件。这并不是说波顿没有意识到他作品的宽泛影响或者他不是为了吸引人们注意到他的作品上而进行的枪击,他意识到了而且他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波顿只限他的一小群亲密的朋友来做他的观众,在一个不著名的由他的追随者开放经营的空间里表演,并且在伦理上避免任何与警察或大学的对抗。

唐宋于中国美术馆前被误抓

而对于肖鲁来说,1988年肖鲁在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展之前在宋建明的提醒下,想到了用枪,但她的朋友,浙江省射击队的沙勇借到枪那天却无法和她联系上,因此打枪的行为在1988年的毕业展览上未能实施,但这个想法和动机却一直存留在她的脑海中。而1989年2月5日这天,李松松将枪带到了中国美术馆,肖鲁终于将内心一直以来的意念付诸于实践了。而整个打枪事件,由于当时当事人的失语、媒体的大量渲染猜测以及此后对于大展和《对话》这一作品主导权的争论,整个借枪、打枪事件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注:由于版本众多,下面谨选择徐虹在《她他们他---从肖鲁对话引起的思考》一文中所提到的事件经过:

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开展之前,在上海的肖鲁回到杭州办托运。期间,偶遇唐宋,肖鲁提到自己有关打枪的的设想,唐宋认为很好,问肖鲁敢不敢到中国美术馆去打一枪,肖鲁表示敢。肖鲁想到可以向他的小伙伴,在北京的李松松借枪。1989年2月5日上午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10点半以后,李松松带枪到了中国美术馆。见到肖鲁后,把枪交给了肖鲁,并教她如何使用。之后,肖鲁找到同学居奕,将打枪的想法告诉他,希望他帮忙拍摄,居奕找拍摄录像的温普林,两人一直在《对话》前架起摄像机等待。。。。唐宋来到美术馆广场,见到肖鲁就一起走进了大厅,11点10分,肖鲁举起枪,向两个电话亭间间隔上方打了两枪,,玻璃镜面上留下了两个枪眼。。。。枪击事件发生后,美术馆被清馆闭门,北京市公安局循例查找枪支和肇事者,因为有人看见唐宋和肖鲁一起,开枪后肖鲁走开了,于是误抓了再现场的唐宋。后来肖鲁自首,两人关了3天,等公安局查清事实,两人都被释放。经文化部批准,美术馆展览重新面向公众开放。

肖鲁与唐宋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发现,波顿和肖鲁的这两件作品还是有一定的不同。波顿创作作品的动机来自于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即肯特大学屠杀案,是很大的。而肖鲁创作的动机则来自于她自身情感的爆发,是很个人化的,是很小的。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波顿由一个很大的动机来想要实施打枪这一行为,最终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实现,并竭力避免与任何伦理到底法律相冲突,而肖鲁由一个很小的动机来想要实施打枪这一行为,最终却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完成,并惊动了整个艺术圈和所谓的试探中国法律的弹性。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男女之异,亦或是一种东西之别,在此就不作赘述。

符号:枪

什么是符号?韦布尔英语词典解释说:英语中符号一词(symbol)来自希腊字symballein,意指把两件事物并置在一起作出瞬间比较。这个词延续到今天,已有了更加复杂的含义。滕守尧先生在其著作《审美心理描述》中写道:

符号归结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1.是指某种用来代替或再现另一件事物的事物,尤其是指那些被用来代替或再现某种抽象的事物或概念的事物,如代表和平的白鸽;2.是指一种书写的或印刷的记号;3.在精神分析学中,符号专指那些代表着被压抑到心理深层的无意识欲望的行为或事物;4.在神学中,符号是指某种抽象的教条或概括。

很显然,对符号的上述解释,是相当简单的、但也指出了符号的最根本的含义,这就是:它是一种用来代替其它事物或含义的东西。而枪,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到梦到枪或者武器代表着暴力、攻击与反抗和性。那么,对于艺术家来说,枪这一符号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代表着什么?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两位艺术家完成作品时各自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

美国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 在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劳资矛盾更加尖锐, 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人民反战运动和黑人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在美国国内燃起了烈火。再加上上文中所提到的肯特大学大屠杀事件,整个国家社会气氛异常压抑,约翰逊被迫在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选中放弃争取连任; 当选总统尼克松则在次年一月的就 职演说中公开承认, 美国出现了 分裂 , 存在着严重的精神危机。

反观中国,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五次全体会议,指出社会治安问题,是多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通过教育、管理、法治等各种手段,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实行综合治理。而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同时,异常巧合的是,同年6月在北京发生了与美国肯特大学一样的风波。

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件作品完成的临近几年,美国与中国都陷入了不同程度上的压抑之中,在美国,对反战运动的被镇压和以资本为中心的、压抑人性的、冷漠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存在于广大美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并想以各种方式打破这种桎梏。在中国,由于八十年代西方思潮的传入,自由清新之风席卷全国,这与当时中国贫乏的精神建设产生了极大的碰撞,不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意图做些什么、改变什么,但是却苦于不知如何表达这种冲动。而枪,代表着一种反击,一种不满,同时枪在中国还有某种层面的隐喻,而由于不管在哪个国家枪击他人都是违法的,所以两位艺术家都选择了枪击自己,而这种向自己的枪击更加具有张力,可以更好地表现出艺术家们对于压抑时代的最强回击。

总结:

有的批评家认为艺术家个人的创作只是个人思想、情绪的抒发,并不寻求政治的表达或并没有体现政治的影响,这是不对的,尤其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政治性和批判性贯穿着作品的始终。

以肖鲁为例,男性批评家们常常会认为枪击《对话》如果仅仅是出于情感的话就会太狭隘,如枪击事件后唐宋接受采访时那样,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这件作品和这个事件侃侃而谈;而女性批评家们则认为枪击《对话》本身只是女艺术家对于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过去遭遇的回击,她们高歌女性情感的伟大,为女性的地位不平,对男性批评家或艺术家向作品硬套上种种标签而表示愤慨。其实,正如高名潞所说的:《对话》不仅是对现代艺术形式的破坏, 也是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这个爆发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情绪相吻合。所以,没有个人情感的极大爆发, 也就没有肖鲁枪击《对话》所引发的时代情感,反之, 没有时代性的启发, 也就不会有肖鲁个人情感的爆发,这两种爆发之间的对话或许就是肖鲁枪击《对话》这一行为所表达的登义,尽管它可能是肖鲁无意的或者是直觉地感受到的。

肖鲁个人的情感悲剧是她创作的动机,然而这个情感悲剧并不是唯一的,对于她来说,悲剧的对象是她自己,但造成这一悲剧发生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压抑和痛苦才造就了她个人的情感悲剧,所以说,不是由想要与过去的诀别之情决定,而是这压抑的时代才让她实施了枪击《对话》这一行为。

同样的,Kristine Stile在文中最后说到,将《枪击》的这段历史放进视角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抓住波顿负责任地行为的伦理背景的年轻艺术家来说(就像波顿的那个学生)。此外,在那段行为艺术越来越多地被对于其复杂性和历史环境缺乏知识的批评家扭曲,被美术史家不基于作品就给出的理论扭曲,被媒体和好莱坞靠制作行为的大场面来销售书和电影而扭曲。认真地考察像《枪击》这种著名的且饱受争议的作品的来源越来越紧迫。

我们在看待一件作品时,不能将目光停留在作品的形式上,当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在评判这件作品时,对同时期艺术家的影响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在当代艺术史上的地位--------哪怕艺术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克里斯波顿的《枪击》(Shoot)和肖鲁的《对话》的影响和在当代艺术史上的地位,正是在于艺术家对压抑时代的有力回击。同时,这种回击使艺术家在肉体的疼痛中,在自身镜像的破碎中,也得到了释放和救赎。